医院毕增祺一位给病人寄了25年药的医

毕增祺教授访谈录

人物小传

毕增祺，年1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安徽歙县，著名内科学专家，医院肾内科教授。年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因参加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荣立二等功。—年赴前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内科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年回国后分配到医院工作。—年受国务院指派，作为首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三秘），赴美国纽约承担代表团医疗保健和联系美国友好医生工作。年创建医院肾脏病学组并任组长。

年在国内最早报道IgA肾病。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率先探索慢性肾功能衰竭早、中期的非透析综合治疗。应用必需氨基酸，自配中药方剂大黄牡蛎公英汤治疗肾功能衰竭，曾获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年参加“八五”攻关课题“国产腹膜透析装置研究”。

年起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名誉理事。参与创建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并任第二、三、四届副主任委员。曾任《临床肾脏病杂志》名誉主编，主编《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防治和理论基础》，参与编写《现代内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医学部分）。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先进工作者”称号，年被中央保健委员会聘为会诊专家，并多次获中央保健委员会奖励，年获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卓越贡献奖，年获医院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抗日战争中艰难求学

董琳（以下简称“董”）：毕老师，请谈谈您小时候读书的经历。毕增祺（以下简称“毕”）：我年出生在北京，当时我父亲在北京一个银行里工作。我还记得我5岁时北京的样子，马路都是泥沙的，大街上是靠骆驼运输，交通工具就是人力车，街边有很多烧烤摊，烤的是蚂蚱，因为那时候蚂蚱满天飞。

7岁时，我回到了老家徽州祖父那里。我的祖父叫毕雪胸，是当地很有名的中学教师，曾经得过大总统的勋章。他崇尚儒家思想，教我从小就背诵《论语》《孟子》，因此我的文学底子还不错。

毕增祺童年留影

后来，我父母从北京调到上海工作，小学三年级时我也到了上海，在自强小学念书。小学上到六年级，抗日战争爆发了，为了避难，父母又带我回到了徽州。我的家是在县城，就是现在的歙县。抗日战争那段时间，我们避难到深山里去了，一待就是8年，我父亲在抗战第一年就因为生病去世了。我初中是在屯溪中学读的，高中在安徽省立休宁中学。中学时，上学要走70多里路，我就住校了。白天上课都是在田间，每人拿个小板凳。有的时候日本飞机来转，我们都能看到飞机上的日本飞行员。抗日战争的苦，不是现在一般人可以想象的。缺医少药，饮食都非常困难。有一年我反复犯疟疾，一身的疥疮，祖母为了给我补营养，就煮了一小砂锅的猪皮，专门给我吃。在校期间，一个木盆里头，辣椒粉加点油就算一个菜。

董：祖父对您有哪些影响？

毕：我受祖父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多。我为人比较“慎独”，哪怕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都很谨慎。我这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没跟人家红过脸。另外，做学问一定要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后来祖父开始接受梁启超的思想，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念梁启超的《饮冰集》[1]。

全家福。右二为毕增祺，左一为毕增祺的叔叔毕相辉

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医生的？

毕：我患疟疾那年，县城里有一位西医给我看过病，他把我留在他的诊所里住了一个礼拜，给我打了奎宁针，算是把疟疾治好了。那时候我因为疟疾已经休学一年了。看见他对待病人那么好，老百姓那么需要他，我想以后我也当个医生吧，也像他那样，就这样产生了学医的念头，想法很简单。

永远不会忘记入党的日子

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的？

毕：我愿意看书，大学期间我看了好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书，比如说艾思奇[2]的书，还有《反杜林论》等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我的叔叔叫毕相辉[3]，他是民主人士，我的表兄是地下党，他们对我也有很大影响。

出于正义感，大学二年级我就开始参加学生活动了，但这绝对不是盲从。后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我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那是什么都管，要管学生福利，搞好学生伙食，还要参加学生运动。解放以前因为伙食差、物价贵，有个反饥饿运动[4]，这也是我们学生会的工作。我们还办合作社，赚了钱来补贴学生生活。

董：您是哪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初期做了哪些工作？

毕：我入党是在年4月21日，这个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都是单线领导，我只认识跟我联系的上级，他带着我，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周光霁[5]，我们在一个树林里宣誓入党。参加地下组织以后，我还是很投入的。越是快解放，国民党抓人就抓得更厉害，所以晚上我就住在外头。一天夜里，有人来敲门，说解放军进城了，你赶快去接应。我就带着旗子，领了一个分队去了，主要就是把解放军引进上海城，安排在市区的某个地方。

毕增祺引领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手持的旗帜

开国大典那天，我们在学校食堂用收音机听毛主席讲话。对于我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人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新中国成立了，都特别高兴、特别拥护。解放以后，医院的支部书记，因为当时还没有党委组织，工作都是通过学生支部，包括老师和同学的工作，要带大家跟着共产主义道路走。

董：读大学时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毕：那时候大学不是统一考，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考。我从深山里出来，水平还是比较有限，英文底子差，不过还可以，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上学以后我是半公费，学费免了，伙食费还能补贴一些。我父亲去世得早，就靠亲友接济一点。后来我半工半读，当家庭教师，生活勉强还能维持。

我记得很清楚，上海刚解放，解放军进城了，我到区里去办事，解放军女同志看见我大冬天穿个单裤，便吩咐其他人说：“这咋行啊，你们给他拿条裤子来！”我这才算穿上棉裤。

从列宁格勒到医院

董：从医学院毕业后您去了哪儿？

毕：年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我们当时算是师资培养，将来是要做老师的，医院的各科轮转。后来上面通知我说有一个去苏联学习的名额，我通过考试就被选上了，我去的学校叫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去之前，年我先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了一年的俄文。

毕增祺在列宁格勒尼瓦河前留影

年到年我在苏联学习，当研究生同临床基础教育是两回事，我当时在心脏科，主要就是搞科研、做课题，然后跟着教授看看心脏病人。我的研究课题是“风湿病的肝功能损害”，这个病在当时非常普遍，苏联专家认为风湿病是系统性疾病，即使表面看不见，有些功能还是有损害，这也是我研究课题的出发点。这段学习给了我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对疾病要系统地去认识，这对我后来从事临床工作有很大影响。

我对苏联的印象还是很深的。那时刚战胜法西斯，苏联老百姓看见我们中国的男孩，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死的人太多。当时实验室里一个高年资的女技术员就跟我讲，她们班40个人，战后剩下了不到10个。

董：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协和的？刚到协和时有哪些深刻印象？

毕：年我从苏联回国。一到北京，卫生部就通知我到协和上班，我当时一愣，根本没想到，因为一般哪个学校派出，还回哪个学校。我就按照分配到协和报到了。到协和上班，是从实习医师开始做起，当头一下就是24小时负责制。要讲协和的作风，这是头一件让我受了很大教育的制度。第二个，协和的严谨、追新，精益求精，这是根深蒂固的。再有，协和的各级查房，参加的人在那个环境里，如果“言之无物”，自己都心虚，你总要结合病人讲一点名堂出来。因此，要认真先看书，查资料。那时候院领导经常在各个科室里转，那是所谓的“林董”时期，林钧才、董炳琨当院长，党政领导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医院医、教、研井井有条。

在美国当“全科医生”的日子

董：年到年，您曾被选派担任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请谈谈这段经历。

毕：这段经历特别复杂。当时中美还没建交，国家要派代表团驻到纽约去，随团要派一个大夫，突然一天通知我，说一个礼拜后出发。我挺意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去了。那时候去美国差不多要绕地球一个圈，先从上海到巴基斯坦，然后到法国，在法国住一两天再飞美国。代表团有二三十人，团长是黄华[6]。

毕增祺（左一）在美国工作期间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合影

到美国后，开始租住在饭店，给了我一个单间。等进去以后再出来，美国的便衣就站在门口了。你上厕所也好，或者下楼办点事，他都跟着你，说保护你，那当然也是监视。后来代表团就买了一座房子，给我一间作为医务室。

我在那里的几年，还真是当了全科医生，医疗上压力很大。轻的病我就自己处理，重的病需要住院，医院，还有一位医生跟我联系。大概是环境一紧张，人的病也多了。有一个参赞，连续发烧几天，开始诊断不太清楚，我就带他到美国医生那儿去，美国医生一看，同意我的看法，说他是感冒。可是回来后，第二天早上去一看，脖子硬了，神志不清楚了。医院，结果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还有一位工人，发烧了，到医院去一看是肺结核。这也怪了，当时咱们国内说已经没有新发的结核病了，怎么到了美国却得了结核。

另外，在宴请前我们要检食。菜都是外购来的，万一哪个地方出点问题，别的不说，大家吃了腹泻都不好。所以我就主张厨师、勤杂人员，包括我在内，第二天宴请要吃的东西，前一天晚上我们先试吃。为了保证安全，没有别的办法。

学科发展要符合人民需求

董：请谈谈您创建协和肾内科的过程。

毕：医院内科下面是分组，我在心肾组。当时流行一句话叫“有心无肾”，就是说心肾组以心脏为主，肾脏没有人具体落实，方圻[7]主任就让我多注意肾脏病。当时我有一点闯劲儿吧，想正式成立一个肾脏病组，我直接打了一个报告给党委，党委居然同意了。那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肾脏病学也发展起来了，我们刚好赶上了这个潮流。

肾脏病组的成立花了好大力气，最开始要什么没什么。金兰[8]主任很支持我，分给我5张病床，医院找了一些年轻的护士和技术员。沈亚瑾[9]大夫建血透室，白天、晚上都要亲自动手，很费力。当时协和没有血透治疗用的“人工肾”，第一台血透机是李大钊的女儿捐赠的。她从日本回国到协和治疗，自己带了一个血透机，就把这台机器捐给了协和。当时国外的“人工肾”已经很成熟了，而我们国家才刚刚起步。

20世纪80年代，毕增祺为患者做透析治疗

最开始开展肾穿刺，压力也比较大，那时候做得有点粗糙，在X线下比较盲目地穿刺。我在科里带头做，成功了，再教给年轻人。我的研究生李学旺[10]大夫，他立了个科研课题是与做肾穿刺有关的，我们建立了肾脏病理的相关标准。后来，香港一位医生来协和演示用超声做肾穿刺、定位，那之后我们才开始用超声。

医院同意，医院开了一个病房，把病情轻的、恢复期的病人转到那儿去，同时帮他们建立了肾脏科、培养大夫，医院请我当顾问，每个礼拜我去查房，这样肾脏病人住院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条路我当时走得还是对的，一个学科假如没有病人来源，那就很难发展。

董：在专业上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毕：改革开放后，成立了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北大医学院的肾脏病学专家王叔咸[11]教授是主任委员，我那时在学会担任常委和秘书。我跟王叔咸教授说，我基本上没有学过肾脏病。他很严肃地说，那不懂就学啊。他跟我约好，每个礼拜天与我会面，交流工作，我有什么问题就请教他，他挺严格，也给我很大的影响。王叔咸教授是老协和的毕业生，他身上有协和人的钻研和追新精神，他每个礼拜都要去图书馆，一直到81岁去世。

董：您在推动肾脏病学科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毕：肾脏病在全世界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在中国，协和成立肾脏组之前，有好几个地方已经成立了肾脏病专科。虽然协和起步晚，但是发展得比较快，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要做好这个科，必须要找一个国内外大家都关心的、比较热的、没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问题。当时美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那我们提出的研究方向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非透析治疗。我们搞中西医结合，还有综合治疗、营养治疗，我们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得了肾功能衰竭就一定不行了、就没法治了。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一成立，我们就牵头开展这个课题，可以说一呼百应，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协和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一个学科的发展，起点很重要，要符合广大人民需求。另外，既然是一个肾脏病学科，不能只抓一个病，要全面开展。

20世纪80年代，毕增祺在肾内科实验室

董：您说要“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这句话怎么理解？

毕：医生要保护患者的劳动力，还是很重要的。譬如说老年肾脏病，老年人肾功能都减退，这个减退是老龄化，可以稳妥一点保护肾脏，不要发展就行了。我有个病人，很有名的中医，一听到肾脏不好就要自杀。后来他到协和这儿来看，我们就给他治疗，并不能断根儿，但是可以扶持着、保护着劳动力，他照样工作了好多年，那就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了。他继续劳动，没有躺在床上，他心态不一样了，人生观也改了。

最开始，我们有些观点是落后的，譬如说以往我们认为得了早期肾功能衰竭，病人就应该休息了。但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协和看病，他说要到我们这儿透析，还说他白天要上班，我们说你的肾功能都那么差了还怎么上班。他说，我在美国都行，为什么在你们这儿就不行？这个事当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给他做透析后，他回去照样工作，全部工作完成后就回国了。当时我们中国的情况是透析技术水平比较差，老百姓的认识也比较差，提到透析，那认为这个人就完了。从那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改进，对不是肾功能晚期的病人，能够正确安排疾病、劳动、生活、心理之间的关系。

协和人要站在医学前沿

董：您怎么看待临床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毕：一个临床医生，假如没有科研的训练，只是看病，可以平稳治疗病人，但要前进不容易，往往就是原地踏步，因为他没有思路，也提不出问题。临床医生必须要搞一些科研，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思维也会有改变。当然，我觉得不能要求全国所有的医生都要临床也好、科研也好，但从临床发现问题然后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必需的，因为临床本身要不断进步。

年，毕增祺在日本作学术交流

董：医院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协和对您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毕：我确实始终觉得，医院的作风、对病人负责的精神、严格的制度，医院不能比的。现在我们协和是全国第一名，医院的第一名，我感到特别高兴，协和确实还是干出来了，为什么能干出来？是因为我们后面的年轻一代都起来了。

对病人，我是深深感受到张孝骞[12]主任的那句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工作上，对病人，甚至于对病人家属，要换位思考，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去想，可以站在一个位置上共同沟通，一对立就不好办了。做人、做学问要严谨，这些都是协和的好作风。

董：医院工作，你们是如何平衡生活和工作之间关系的？

毕：到联合国、会诊、下乡、带医疗队到东北等等，我算了算，我工作大概是35年，其中有13年都在外头。我们都很自觉，只要一个孩子，但对孩子也照顾不多。建立肾脏病组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11点钟回家，因为建立一个科，除去临床工作，实验室也要建立起来，白天看病没有工夫，只能靠晚上。所以家里我是顾不上的，全部交给老伴来管。但是我们有个好处，在思想认识上、在观念上，我们都是一致的。

年7月，毕增祺在北京家中

董：您有哪些爱好？

毕：特殊爱好说不上，我电脑用得比较多。电脑最早开始，我就跑到中关村买了个手提的，因为不早一点学习电脑，我没法带研究生，没法开展工作。另外，要去追踪世界的动态、新的观点，没有一个电脑，那我自个儿没法成长。至于说我的电脑用得怎么好，那也不是，我就是查资料、写东西。另外我还是比较愿意学，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嘛，不学不行。

董：在百年协和即将到来之际，您有哪些期待和寄语？

毕：我想年轻的同志在医疗工作上都应该有所前进，先不说要有大的创造，但至少应该站在前沿，否则你在协和干嘛。另外在思想上也要提高认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如果不高，那他的人生道路也不可能走得好。无所作为、无所追求、满于现状，那不行，这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协和应该更上一层楼，不能吃老本儿，不能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注释：[1]《饮冰室合集》，年9月11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40册，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2]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著名哲学家。[3]毕相辉（—），安徽歙县人，农业经济学家，曾在复旦大学茶学系任教。[4]年5月4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5]周光霁，男，年出生于四川，著名皮肤病学专家，医院皮肤科教授。[6]黄华（—），曾用名王梅汝，河北磁县人，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年11月至年10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7]方圻（—），祖籍安徽定远。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院心内科教授。[8]金兰（—），江苏靖江人。著名内科学专家，医院心内科教授。[9]沈亚瑾，女，年12月出生于上海。医院肾内科教授，年负责建立医院血透分析室。[10]李学旺，医院肾内科教授。[11]王叔咸（—），上海人，著名内科学家，中国肾脏病学创始人，北大医学院教授。-年曾在医院工作，任结核科主任。[12]张孝骞（—），湖南长沙人，中国胃肠病学创始人，内科学家，曾任医院内科学系主任。

本文内容节选自毕增祺教授3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毕增祺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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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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