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碎绝望跳楼自杀真实的陈景润

个人 　　

这天下午，李尚杰接到通知，马上送陈景润去３０９医院住院。李尚杰匆匆到８８号楼通知陈景润赶紧收拾东西，６医院。

晚上６点钟，车准时开到楼下，可是小屋里却不见陈景润。在楼道里找，没见他，在楼下找，也没见他。这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询医院的电话，李尚杰急了，发动数学所在家的人都出去寻找。

人们大街小巷呼唤着陈景润的名字，陈景润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这么多人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

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

他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最终他却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为政治的人”。

徐迟（右）和陈景润

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写谁呢？有人说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说７０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说他将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１＋２”。

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心里暗想：“１＋２”不就等于３吗，这是什么数学难题？而且也没听说中国有叫陈景润的大数学家。

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怕闹笑话，却不敢说出来，便通过有关方面寻找陈景润。后来总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陈景润取得了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反而听到了许多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说他常常一连几天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说他是个与正常人思维不一样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４０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那位错将哥德巴赫的“１＋２”误认为小学课本上的“１＋２”的人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错了，这才知道各国数学家已被这道难题困扰了２００多年，陈景润取得的这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陈景润虽然是个怪人，但是，他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应该写他。

请谁来写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位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下了许多激情澎拜的诗歌。在延安，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写“诗言志”。但是徐迟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巧的是，这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当年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了许多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细腻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迟似乎消失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１１月初，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周明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徐迟。费尽周折，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了久违了的他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很高兴，这位热情的歌者，觉得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但是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老朋友。听说他是来写陈景润的，大家好心地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也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劝他别惹这个麻烦。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向他谈起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报告陈景润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这时，周明正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听说《人民文学》要写陈景润，一人跟他说：“我们科学院好样的、有贡献的科学家多的是，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中他呢！换一个人好不好？”

周明说：“我们就想写他。”

周明碰了钉子后，设法直接找到了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汇报了《人民文学》杂志想采写陈景润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说：“我们要是多点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写陈景润。

一个北风凛列的冬日，周明陪同徐迟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数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后就出去了。不一会，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间，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李尚杰连忙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忙走过来跟他们握了握手。

周明说：“我们这次特地约请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

陈景润转身又握住徐迟的手说：“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应该写你，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没做什么贡献，应该的，是应该的……”陈景润拘谨不安地说。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也笑了，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回答说到了最后阶段，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后，很受鼓舞。说着，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吟毕，他激昂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他们听他讲话，几乎都是严密的报上字儿话。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出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１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和同事。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

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来写陈景润的，就直言劝告说：“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优秀的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要写陈景润！你会惹麻烦的。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呀。”

徐迟意想不到地发现，陈景润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

听说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所时就曾伤心地说过：“以后我再不进数学所的大门。”因为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过挨整的命运。

于是，徐迟理解了陈景润神经质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说的为什么几乎都是严密的报纸上的字儿话。

为了了解数论这门艰深的科学，徐迟看了许多书，还苦苦地“啃”了好几遍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生涩难懂，终于也略知了一二。

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是可以读懂的。为了读懂这位数学家，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楼梯，看了他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那个黑洞洞的窗口。他还约请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谈“小陈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来，徐迟就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来了后，俩人隔着一张茶几边喝边聊，李尚杰讲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讲他为人处事的轶闻趣事，也聊围绕着他发生的是是非非。

他们就这样聊了几个晚上。一天，徐迟提出要去陈景润的小屋看看，周明听说了，也要一起去。李尚杰却为难了，他说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

见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李尚杰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

他们三人一行来到８８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谁呀？”

“是我，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

于是，徐迟充满激情地朗读起了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处，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

李尚杰没有提出别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里面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于是文中出现李尚杰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书记”。“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民文学》１９７８年１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象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１０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８０年代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１＋１”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常常感到无可奈何。

１９７８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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