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让科学两字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被腐蚀

黑暗中的光亮

科学究竟是什么？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确不是十分容易的，而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从科学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我们可以作出"科学是什么"的粗略概括：科学既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活动，又是由这些活动结果所构成的系统的知识，以及对这种知识的继续探求、修正和发展，同时它还是各门具体各种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的总称。由于科学的重要意义，使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谈论科学，有的甚至打着科学的招牌，以科学的名义说话，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虽正确，但不全面，有的根本上是不正确的，甚至纯粹是假冒的，不管是前段时间饶毅教授举报的不了了之，还是最近茅台集团总工程师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都让科学两字被无数人贻笑大方，毋庸讳言，数学界或许是如今学术界中水最"清"最"浅"的地方。当然，在这里面也存在着利益纠葛，造假，而本篇文章中冒昧用饶毅教授的名字，是想表达我们的态度，同样也是担忧，因为随着老一辈数学家的相继离去，如今的数学界或中学数学教育界缺少发声者，也缺少先行者，因为百子计划，小数君曾和许多老教授谈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就说过当今中国数学缺少能带领大家，还有愿意往下腰干实事的人，未来的30年，中国数学如今能走多远？下面这篇文章是由我国著名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模型论方向的研究并是学术带头人的王世强教授所写，这篇文章中是他对我国科学、学术的发声，以及几点简单的有关数学的认识及感想。研究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因此，做学问的态度应该十分严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就曾说过："学者的纪律是献身于追求真理，这包括愿意做出这种献身所要求的那种实际牺牲，例如牺牲金钱或者名誉，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是没有先例的），甚至牺牲个人的安全。然而，这个纪律基本上是内在的，属于人和科学本身的关系，而不是人对于科学在其中展开的那个外部环境反应"。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在《季羡林自传》中，季羡林先生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遭受大轰炸时，有两位老科学家的故事使他印象很深：一位是流体力学家普朗特，在一次英国飞机空袭哥廷根之后，他冒险仔细察看校园的一段短墙，看炸弹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它的，并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另一位则是慕尼黑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在一天夜里，盟军飞机大举轰炸该城时，全城震声冲天，人们纷纷从楼上往楼下防空洞里跑，惟独这位老教授从楼下往楼顶快跑，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做实验的机会，全然不顾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头上。季羡林先生说，面对这样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学者，他除了肃然起敬之外，无话可说。在我国，虽然缺少在现代科学方法方面的深厚传统，但在做学问方面的郑重态度却是源远流长的。古代儒家在其基本经典之一的《大学》中就强调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个人修养的先决条件，这是很严谨的治学态度。孔子就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崇高的寻求真理的精神！到了近代，在为了救国救民而向西方寻求各种科学理论的知识分子中，由于亲身经受了国家饱受侵略的灾难和屈辱，以及受到中学和西学中积极因素的双重影响，这种郑重严肃的学风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现代，这种态度严肃、积极献身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科学家也是很多的。在"两弹一星"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多位功勋人士就是我国科学界的突出代表。而在数学方面，除了老一辈的名家们之外，像陈景润、陆家羲等后起之秀的事迹也是感人至深的。但是，时至今日，随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相继离去，以及受一些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在我国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种种不良现象。虽然这也是古已有之，但远不如当今突出。例如，有些人在学习及科研中避重就轻；有些人为了学位、职称而片面追求论文数量，不讲究质量；有些人在各种竞争中运用不正当手段；有些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排斥、压制他人；有些人相互吹捧、拉帮结派；有些人借学术之名大肆挥霍公款；有些人积极钻营权术，以权谋私；有些人甚至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进而使用阴谋诡计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这是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作为对目前某种学风一个讽刺性的反映，笔者曾看到友人发来的一篇载于《人民日报BBS论坛》上的不完整的网上文章，题为《在中国成为"著名X学家"的十大秘诀》，这里只对其中的几段简略地摘录如下：以夷制中法：此法亦称"洋学位法"，是终南捷径之一。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读本科，将10％功夫搞好功课，将90％时光去考TOFEL、GRE，在字母中煎敖数载之后，终有见云开天之日，于是意气风发越洋而去（多半是美国）；在外面，用30％时光重新学英语ABC、用30％的功夫挣口粮，再用30％的功夫学数学，用10％的时光恋爱。不久正果修成，脑袋中装满"方程"和"模型"，口袋里装着绿卡和少量的美金，于是一种新神圣棗曰"打狗脱"（Doctor）或曰"皮儿取帝"（Ph.D）便告出炉。"打狗脱"们是些什么样的神圣？他们门第高贵，对数学工具极其熟练，能将"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和"加州的草鱼市场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用十页以上的数学公式演绎出来。由于普通人和一般学生实在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就更易成为最神秘、也最受景仰的一群。一般来说，这是这个时代最让人觉得象X学家的X学家。因为洋学位的背后是美利坚的天下无敌，是洋宗师"菲家""诺家"（菲尔兹奖、诺贝尔学奖）巨无霸牌子，或者至少自家宗师也与菲家、诺家沾上点儿关系，所以土派们不得不仰视之、畏惧之。他们挟洋风、闯学海，扬名立万，黄道、黑道、红道，均能通吃到底，无不膺服。占山为王法：盖今日谁最有知识？曰博导、硕导，曰院长、系主任、所长，曰主编、总编。于是有志之士当尽力为之，抢占了这些岗位，就成功了百分之九十。按今日之体制，博士点、硕士点是个聚宝盆。学校靠它树名气、挣外快。一旦缺少真正高水平的鸿儒硕耆，学校比你急。学校必想尽一切办法扶持你，拉你入队，助你成名。因此，已有博点、硕点的地方须看断层是否存在，这是你能否快捷成为博导、硕导的关键之所在。要是没有博点、硕点、恐怕就难些，不过不也用怕，如今高校、研究所痛感博、硕点的含金量，势必将争"点"当成头等大事，重点攻关，制订三年计划。职称不够，则鼎力相助，文章不够，则以次充好。评审委员会的人士也深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至理，和"以大局为重"的责任感。多一个教授决不会危害社会。傍大佬法：此法属那种愿意脚踏实地，甘充"二流"的人所用。不过"英雄不问出身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二流可变一流，虽属起步之法，略显卑微，却很管用。所谓"大佬"者，指学界大佬，也就是说，在X学界扬名日久，著作不少，资历够老，选定之，瞄准之，靠近之，讨好之，吹捧之，最后是利用之，并且是赶上之，超越之。这里头的缘故还在于傍与被傍乃是一个辩证关系，属互惠互利型。就被傍者来说，他需要追星族才能使自己光辉万丈。更何况傍者必奉之以金钱、关系。盛名与钞票齐飞，序言与专访一色，恭请顾问、奉迎视察，如此等等，都是被傍的好处。傍者为什么要持此战略?盖大佬者，学阀也，与军阀有类似之处，但其心仁慈而已。手握评职称、定博硕点、招收弟子，乃至"核心刊物"发稿权，种种隐性学权，均可令傍者大获其益。傍者曰："我是X老的弟子"或是"X老的弟子xx的弟子""X老对我很重视，评价很高"，因而其学术必高，倘若拿出几幅照片或者一篇序言，就更确凿无疑了，善傍者广傍天下大佬，成为其学术地位下的被保护人，受其栽培，因而文可因其荐而发，书可因其荐而印，结党成风，渐丰羽翼，大业可成。此文虽然幽默、挖苦，但所反映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对我国科学、学术的健康发展是一种潜在的腐蚀。笔者曾在《光明日报》上见到郭启宏撰写的文章，名叫《毁稿、改稿及其他》。郭先生在列举了许多中外古人对于著述、创作的极端认真态度后，用"高原煮水"来比喻目前我国文艺界的某些浮躁现象。他说："眼见着水开得哗啦啦响，一测试，不过七八十摄氏度，稀饭都煮不熟。试看当今文艺界……文化压强不能达标，浮躁便成了….一种时尚，悲夫"！笔者不了解文艺界，但认为这种比喻若用于形容目前我国科学界的某些局部现象，恐怕也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国目前"科学压强"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弱于"文化压强"（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自己在科研中也有浮躁倾向，但并不敢以此为荣）。因此，在科学、学术等领域，也应注意开展一种长期的"讲正气"的教育。虽然从我国科学落后的基本情况看，进行这种教育可能在短期内很难奏效，但是，笔者坚信：在任何一个学科中，如果没有健康严肃的优良学风，则这一学科必然是难以真正立足于世界的。我们无论从事任何工作，要想取得成绩、作出贡献，就必须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这应该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唯物主义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正常而合理的价值规律。为了具体显现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不同类型的实例。我们先看一个中学教育方面的例子。数学教育家赵慈庚在年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芒鞋余跫》（芒鞋即草鞋，跫为脚步声，此文未正式发表）中，记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师大及附中的师生们流亡到西安，然后又奉命南迁，路过宝鸡后徒步跋涉、翻越秦岭，到达陕南城固建校的情况。他当时主要在附中工作，关于附中，文中有如下的记载："旧日北京师大附中有所成就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在教员。这是从教员方面按实际情况分析得到的结论"，"受信任的附中教员，没一个不求上进的教书匠，他们都兢兢业业，追求学问"。记得年2月7日是阴历除日，各班留校学生都有除夕同乐会。应邀前往的教师会后回卧室，照常读书。晚上十二点以后，我走出屋门，冷静一下热胀的头脑。恰好贾晰光捧着一个茶杯也出来了。他走到我身旁，轻声地说："你看这大年三十儿夜里，城固县的人都睡了，惟有我们这十间静悄悄的草房，窗明灯亮"。我再前走几步，向东望望，图书室两侧四间小房的灯也都亮着，这就是当年附中教员的本色"。关于学生，文中说青年一跨进附中大门，便不能不勤奋努力，懒散邋遢的病菌，不能在这里生存，谁出现这种毛病，谁就被同学瞧不起。课外作业，不待督促，都能完成得很好。每年高中毕业没有不能升入大学的，多数学生能考取两个知名的大学"。据笔者所知，数学家路见可和王浩，就曾是当年附中的学生。赵先生在年写的另一篇文章《评述教绩的原则》（此文也未正式发表）中说："我们在陕南停驻八年，到陕西的第三年便成了全国的模范中学，这是自力更生的成果，若在今天一定是重点中学，他的成功，除去继承了抗战前附中的声誉，而外别无任何补助。如果先经过上级指定，经费与设备特别优待，政治性的新闻给他宣，统一招生给他分配优等学生。这样学校即便毕业生的升学率很高，如果说他成功，大家不会心悦诚服"。这一事例，反映了在中学教育中做出贡献所付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一种优良的办学学风。在后文中将要引用的《钱学森》一书中，著者们也曾用很长篇幅记述了钱学森先生对20世纪20年代北师大附中的教师及学风的回忆。可见这种学风是多年形成的。笔者未曾上过北师大附中，但从抗战前到解放后，像这种全心全意献身教育事业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和事，在别处也常有见闻。在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中，像前辈们这种办教育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的。我们再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陈景润在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征途中，用了三年时得出了著名的"1+2"结果，然后，又用了七年时间给出大为简化了的证明。这是至今仍在世界上领先的科研成果。陈景润的简化证明研究，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身体严重病弱的情况下，依靠痴迷数学的可贵精神和无私忘我的坚强毅力而进行并完成的。关于他获得这一光辉成果的艰苦历程，报刊上曾多次发表过有关的报道。现在再从《陈景润传》中摘引两段有关的动人记载："与他的数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是他日益严重的腹膜结核症，他的体温处在经常的低烧状态，浑身出着冷汗。腹部的疼痛常常迫使他停下手中的工作，铅笔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汗水浸透了衣衫，他的手用力挤压着腹部，蹲了下来疼痛一过，他又马上拿起了笔......"下面一段是陈景润在重病中坚持研究时所说的话："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惟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这是何等可敬可佩的科学精神！这又是何等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在此，笔者愿意重提前文引过的维纳的话："学者的纪律是献身于追求真理，这包括愿意做出这种献身所要求的那种实际牺牲"。陈景润就是一位用生命来实践这种高标准纪律的数学家。笔者认为，维纳的这段话不但对于数学工作者适用并且对于各种科学、学术、艺术及任何行业的工作者也都是适用的。由于我国在现代数学及科学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厚的传统，所以在数学及科学工作中，这种认识与精神就更是值得提倡和强调。在数学对计算机科学的应用中，起着最基本作用的是数理逻辑。后来，由于它在现代计算机理论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才受到较多的注意。例如，数学家勒雷在年就曾说："科学的历史毕竟难以预料。数理逻辑在默默无闻的情况下，为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提前做好了准备……”上述的事实也使我们得到一种认识，即对于数学理论的发展，不应急于强调其立竿见影式的实用性，否则，会影响其理论自身合乎内在规律的正常发展，从而也会影响其更多更好地发挥可应用性。如果过于重视实用性，而不重视基础研究，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或杀鸡取卵。而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有的学科在某些地方就正面临此种窘境。在数学中，像这种先有某种基本理论，然后才得到重要实际应用的事例也是不少的。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可以反映一国领导人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眼光。为什么数学中要重视逻辑？中学生们在做算术或代数习题时，常常习惯于互相核对答案，以判断是否做对了。一般说来，正确的解法会得到惟一的答案。但是反之，答案正确却未必能保证解法是正确的，因为可能有"歪打正着"或盲目拼凑等情况出现。如果这样，学生就不能从中受到正确的教育。到学习几何时，教科书和教师们就更强调逻辑性的证明了。这时的习题，一般是先告诉你题设和结论（结论已知，就不需核对了），而要求给出证明，即要求说明题设和结论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数学中最重逻辑论证（数学计算也是逻辑论证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正确的逻辑证明能保证在一定的前提之下，一定的结论必然成立。这是前提和结论间一种普遍性的联系，万无一失。也只有这样，才使得数学和数学化的科学理论能走在人们的科学实践前面，起到为科学实践开路或探路的作用。这里所说的逻辑，是指形式逻辑。在数学的研究和发展中，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性、分析性、概括性等思维活动，但这些都要在首先具有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起作用。科学家钱学森当年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时，正值数学家傅种孙在附中兼课，给该班讲授平面几何。钱学森对傅种孙先生的透彻讲解印象很深。在祁淑英、魏根发著的《钱学森》一书中有如下记载：钱学森印象很深的，是傅老师把几何的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而且也很现代化。傅先生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久久留在钱学森的脑海里。傅老师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据公理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只要承认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附中的教室里是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上，也还是如此"。对于傅老师的这段话，成名后的钱学森常常提起，并且十分赞赏。他说："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的"。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傅种孙先生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时教师和同学献上鲜花和大红花上面所述，一方面说明数理逻辑对于数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另外它也可以从更广义的方面启发我们：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前进不断深化的，这不但在数学中是如此，在各种科学、学术、艺术及其他事业中也都应是如此。以上是一名中国学者心中科学与数学的样子，请不要让科学两字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被腐蚀。“饶毅举报”事件始末中国科技崛起前夜的学术对决饶毅在《正式举报林-裴（）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讨裴檄文末尾，一腔激愤：谬误不会因为裴钢一人在中国有权势就能变成真理！就在1月26日，中国科学院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