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04

第十二章大地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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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黄维来说，他的贡献依然是发明永动机，而一旦发明成功，用黄维自己话说：“我老家江西贵溪属于丘陵地带，沟壑之中，全是梯田，现在虽然有了插秧机，但是油料昂贵，运输困难，今后插秧机上安装永动机，农民插秧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这番话是黄维讲给管理员老江听的，老江来自农村，所以听了这番话很是感动：“不管你的发明能不能成功，有你这片心意，我也愿意帮助你。告诉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吧？”

黄维也不客气，开了一张长长的清单，以补充需要完善的设备。

设备在实验室里堆积如山，包袱在黄维心中越背越重。这个包袱不是别的，正是永动机发明进入实验阶段以来，从功德林到秦城，再从秦城到抚顺，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黄维从不相信别人的结论，包括新近读到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里的那句话：“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建立，对于制造永动机之不可能实现给予了最后的判决。”但是自己实验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击溃建立起来的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黄维耗费十年光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而今仍然心中无数。

积劳成疾。一夜之间，黄维好几种结核病一齐爆发出来，尤其是急性腹膜结核，导致腹水猛涨，肚皮胀得老高，两腿肿得发亮，从发病那天开始，他便无法走进实验室了。若干年后，黄维写过一篇《改造生活纪实》，关于在抚顺监狱患病的情形，他这样写道：“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都是由管理员老江他们负责照料。这一躺就躺了四年，幸亏得到了老江他们四年如一日的照料。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骨肉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我还是个战犯，曾经是共产党的仇人，至今不肯交罪认罪。”

大病初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日黄维打起精神，准备重返实验室，却被走进监房的老江挡住了：“今天我们谈谈心。”

黄维苦苦一笑：“我知道你又要我交罪认罪了，但是对不起，我还是那句话：我无罪可交，无罪可认，因为我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仗打败了！”

老江没有笑，依然苦口婆心：“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的要求其实不高，其他战犯获赦，确实都有交罪认罪材料，都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你的表现，我们基本认可，至于材料，你实在不写，有个口头表态也行啊。”

黄维微微一愣：“你要我怎么表态？不提交罪认罪的事行么？”

老江连连点头：“怎么不行？只要你金口一开，说什么都行啊！”

黄维叹了口气：“老实说，对我思想触动最大的，是政府组织我们到各地的几次参观。旧社会不讲生产，不搞建设，国民党把大量的物力人力用于内战，用于巩固政权。共产党掌权以后，虽然也有内部斗争，但是头等大事是老百姓的穿衣吃饭，是发展国民经济而非发展官僚经济，由此发生的巨变我们有目共睹，我一个人也不可能睁开眼睛说瞎话呀！”

老江有些激动：“有了你今天的表态，我个人认为你已经改造好了！”

黄维又苦苦一笑：“我个人认为自己还没有改造好，等我改造好的时候，政府就会释放我了。

就在管理所与黄维这次交谈的第二天，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关于这次特赦的细节，黄维却是等到抚顺特赦大会开过之后，各地获赦人员都集中到北京前门饭店之时，才从公安部有关负责人那里知道的。

原来，公安部向国务院呈报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秕国民党战犯获赦人的员名单时，黄维的名字排在最后。周恩来总理看了，用铅笔在黄维的名字上面打个问号。待总理亲自将名单呈送至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看了，二话没说，用毛笔在黄维的名字上面画了一个圈，然后画了一个长长的箭头，把黄维的名字排在名单最前。

于是，在特赦大会上，继杜聿明代表首批获赦人员、李仙洲代表第二批获赦人员、廖耀湘代表第三批获赦人员、康泽代表第四获赦人员、王陵基代表第五批获赦人员、方靖代表第六批获赦人员之后，黄维代表最后一批获赦人员，宣读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

信是先前的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原国民党第十三兵团中将副司令李九思起草的，黄维读起来，倒还顺顺畅畅，朗朗上口。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您的最高指示：“在押国民党战争罪犯全部释放，一个不剩。”让我们倍受鼓舞，欣喜若狂。我们知道，这是您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完整体现，以及您的英明军事思想的深刻总结，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又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执行者，由于我们的罪行，严重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读到这里，黄维突然想起了什么，竟然放下讲稿，即兴演说起来：“我顺便说明一下，过去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好听一点的说我是幻想家，难听一点的说我是神经病，其实呢，正是我考虑到了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呀！”

黄维没有想到，他的讲话赢得了满堂喝彩，他更没有想到，当他双手接过特赦证以后，每个获赦人员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填写一张决定去向的表格。黄维不假思索，拿起笔就填，却被站在身旁的老江拦住了：“你得考虑一下，把表格上的须知再看一遍。”

唯恐黄维不看，老江索性拿起表格，把须知读了一遍：“留在大陆的，我们欢迎，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愿去台湾的，我们欢送，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回大陆的，我们同样欢迎。愿意去国外定居的，我们支持，如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创造一切应有的条件……”

黄维听得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考虑的，要说考虑的话，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解甲归田，回到我的江西贵溪县。”

老江笑了：“那好，那好，这样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哩！”

黄维却笑不出来：“兄弟，我现在是公民，可以这样叫你了，说走就走，突然离开你，心里不好受啊！”

2

心里不好受的，现在是所有的文史专员们。原本，随着最一批战犯的获赦，政协机关里的这间办公室又多了几个人，人多力量大，办公室外面那个小院，很快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中间的葡萄架，是杜聿明做的，挂满枝头的马奶子，是罗历戎种的，用作肥料的马粪，是宋希濂在马路上捡的。于是，人们愁苦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冷清的办公室，终于有了宜人的暖意。

但是，好景不长，那日上班不久，沈醉突然带来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周恩来总理病危！杨伯涛问及消息的来源，医院上班的妻子说的，方靖医院上班，要不要打电话再问问。周振强说不用问了，昨天他才出院回家，医院里面都在议论总理的病情。

人们不再说话，有的闭上眼睛，满面愁容，浑身疲惫；肴的睁大双眼，目光定定，发呆发愣。办公室里，弥漫着让人窒息的空气，安静得能够听见自己呼吸。

打破沉寂的是杜聿明：“总理健在，我们这些人才有今天，总理病危，我们这些人决无明日，总理的身体现不得出差错啊！”

“不会出差错的。”沈醉接过话来：“现在的医学，比过去发达得多。古代的孝子，把自己股上的肉割下来去治疗父母的重病，都能够收到奇效哩！”说到这里，沈醉情之所至，忍不住伏在办公桌上，写下一首七绝：割股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事隔不久，周恩来总理不幸病故。消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出来的时候，文史专员们大都在上班途中。骑自行车上班的李以勖边骑边哭，他看见所有骑自行车的都边骑边哭，以致交通秩序有些混乱。他没有想到，前来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是带着哭声，劝大家注意安全，不要闯红灯。

回到办公室，李以勖逢人便说，我这种阅历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总理去世，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哭的事情，不要说见过，我连听都没听到过！

郑庭笈红着眼眶，点了点头：“总理生前多次接见我们，现在他走了，我们无论如何该送送他呀，可是……”

董益三见郑庭笈说不下去了，便替他把话说完：“可是我们找到政协机关，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对方却不让去，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通知。”

李以勖一听火了：“这也不让，那也不让，依我说呀，文史专员办公室还不如功德林！”

董益三受到启动发：“功德林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学习小组，有什么事情，由组长与上面交涉。现在政协机关文史专员是散兵游勇，所以办起事来，举步维艰啊！”

郑庭笈一拍大腿：“要扭转我们们眼下群龙无首的局面，我倒有个建议，那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我们办公室的学习小组！”

学习小组翌日就成立了。投票结果，文强得票最多，担任组长，沈醉得票次之，担任副组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后一批获赦的文强决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不辜负十几位文史专员的厚望。

文强以组长身份请示政协机关，见对方未置可否，他转身扭头便走，丢下一句义无反顾的话，“不为难你们了，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到监狱去！”

座谈会如期举行。为了不迟到，家住永定门的文强天不亮就起床，赶上了直达白塔寺的头班车。莫道君行早，还有早行人，文强走进办公室，拄着竹拐杖步行上班的方靖，已经坐在那里了。陆续进来的文史专员们，人人身着获赦时政府统一发放的黑色棉衣，个个神色凝重，表情肃穆，未待坐定，哭声己起。

嚎啕大哭的是溥杰，他边哭边说，他哭总理，也替哥哥溥仪哭总理，淳仪病故后，总理亲自批示，将他哥哥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提出申请，考虑到溥仪曾经有过清末皇帝的身份，希望单独建墓，又是总理亲自批示，划拨出清代园陵附近的一块墓地。

在座谈会上，发言最多的自然是人数最多的原国民党将军们，他们当中的多数，曾经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当中，经历最为特殊的却非文强莫属，用他在座谈会上的话说：“我在军校学习期间，由共青团员升为共产党员时，我的监誓人就是周恩来。同时升转为党员的，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他是我黄埔军校政治科同期同学。最难忘的，就是周恩来在军校作报告时，要我当他的速记员，事后他说我记录准确，字迹工整。能够得到他的表扬，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这样的座谈会，年的一年之内，文史专员办公室还开过两次。一次是朱德委员长去世，一次是毛泽东主席去世。有所不同的是，这两次座谈会都得到批准，完全相同的是，这两次座谈会都由文强主持。

在悼念朱德时，文强回忆说：“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率领我们三百名学生开赴汉口，攻打武昌，由于武昌城池坚固，加之北洋军阀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我们久攻不下。适逢朱德从德国回到汉口，邓演达对我说，朱德向他要人，要精兵良将，你就挑选四十个黄埔学生，跟随朱德一道入川吧。就这样，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朱德。他虽留洋归来，却穿着土气，满口乡音，待人接物又是那么和蔼可亲，我在想，这就是英雄本色啊……”

在悼念毛泽东时，文强回忆说：“毛泽东比我大14岁，小时候，因为他在教书，我叫他毛老师，以后大了，知道他的母亲文七妹是我的姑母，于是改口叫他毛大哥。记得有次去他家找他最小的弟弟毛泽覃玩，正好他在家，他问我，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我说会，马上背给他听了。那时我在念小学，所以毛泽听了挺吃惊。他又问我，文天祥有本《指南录》，里面有三百多首诗，你能背几首出来吗？我摇摇头，因为这本书我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笑了，他说那三百多首诗他也背不完，只背得一半左右：“不过，有一首诗你必须背得，那就是是《路歌》”。毛泽东告诉我说，文天祥死于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下这首诗。这首诗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和子女，实际上就是文天祥的自传。说完，毛泽东当着我和毛泽覃的面，把这首诗背了出来：“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史专员们听得入了迷，文强的特殊经历自不必说，朱德的朴素情怀，毛泽东的博大精深，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文强不敢忘记的，却是这年国庆节，他和少数几位同事应邀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